美國grist.org網站發表署名Emily Pontecorvo的文章，題目是：This one number could alter how the US handles climate change（這一數字可能會改變美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方式）。

拜登總統在就職典禮當天簽署的第一項與環境有關的行政命令，包含了大量旨在將科學帶回政府決策的行動。不出所料，他撤銷了Keystone XL管道申請關鍵許可證，并推翻了特朗普時代有關甲烷排放和效率標準的多項規定。而且，他也做了一件意義深遠得多的事情——指示聯邦機構重新計算碳的社會成本。

碳的社會成本聽上去是抽象的概念，但其實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數字，顯示把碳排放到大氣中后到底政府要花多少錢才能處理其后果。換句話說，這個概念也告訴決策者減少碳排放到大氣中可以節省多少錢。這是氣候建模者和經濟學家齊聚一堂的計算出結果：如果我們再排放一噸碳或者其他溫室氣體，會給我們造成多大的地球損害，比如農作物減產、極端天氣災難和生命的死亡？

奧巴馬政府最先要求政府機構將這一數字作為新法規成本效益分析的一部分。很明顯，這并不意味著政府給碳定價——碳的社會成本并沒有讓化石燃料漲價。但這是一個有助于證明氣候友好的聯邦法規的因素，比如電器和車輛的能源效率標準，以及對石油和天然氣部門的甲烷排放限制。特朗普上臺后削弱了許多這樣的聯邦法規。

特朗普政府能夠做到這一點的方法是設計自己的特殊方法計算這個數字。使用奧巴馬當政末期的計算方法，每排放一噸碳的成本大約為50美元。用特朗普的方法，成本只有1美元左右。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各機構根本沒有考慮碳排放的社會成本。

計算碳的社會成本可以歸結為四個步驟：1）預測未來人口、經濟增長和排放量的變化；2）利用這些預測來估計由此產生的氣候變化；3）解讀這些氣候變化在地球上的影響；4）然后用現在的美元價值來評估這些未來的損害。但每一步驟都有爭論的余地，例如奧巴馬政府關注全球潛在的損害，特朗普的專家只關注美國的潛在損害。

華盛頓智庫“未來資源”（Resources for the Future）的社會碳成本倡議（Social Cost of Carbon Initiative）負責人凱文·倫納特（Kevin Rennert）說，只看美國完全忽略了一個事實，即我們的經濟不是一個孤島。例如，損害美國貿易伙伴的利益也會進一步損害美國。

這并不是說奧巴馬政府的計算方法是完美的。紐約大學政策完整性研究所經濟學家彼得·霍華德（Peter Howard）指出，奧巴馬政府未能解釋海洋酸化造成的漁業損害和野火對公眾健康的影響。在奧巴馬任期即將結束時，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對政府正在使用的碳框架的社會成本進行了評估，并就如何改進提出了一系列建議。但特朗普上臺后，停止了這一工作。

現在，拜登的行政命令重新成立跨部門的工作組，在30天內公布臨時數字，用于碳、甲烷和氮氧化物的社會成本。該工作組還必須在年底前計算出最終數字，這個跨部門小組將不僅解決國家科學院提出的問題，而且將過去四年的科學成果納入這些數字。研究碳的社會成本的經濟學家說，如果把所有最新的研究都考慮進去，碳排放的社會成本可能為每噸125美元。

華盛頓智庫“未來資源”的專家倫納特指出，計算社會成本需要 “公平加權”，這意味著要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即襲擊一個非常貧窮國家的災難性風暴造成的損失與襲擊一個有氣候適應措施的富裕國家的風暴造成的損失不一樣。如果將這些因素考慮在內并進行相應權衡，這將使碳排放的社會成本數字大幅上升。